毛泽东逝世：华国锋亲送遗体到秘密地点

    1976年9月9日，经多方全力救治无效，一代伟人毛主席“停止思想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共中央随即组成了以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料理毛主席的治丧事宜。

　　治丧委员会下设了一个办公室，由党、政、军、北京市等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参加。这个办公室共有七个组，警卫组的负责人有北京卫戍区的吴忠、公安部的于桑等。参加了这年几次重大治丧活动警卫的我，再次成为警卫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这一次治丧工作。警卫组的办公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黑龙江厅，常坐守在那里值班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马盼秋。

　　9月10日晚，毛主席遗体从中南海住处出西门，经府右街进人民大会堂西门，安放在设于北大厅的灵堂。为了在吊唁期间使毛主席的遗体得到完好的保护，除了严格的安全警卫外，还制订了一系列保护遗体的严格规定，如对室内温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灯光、照相摄影等等，都不能超过所要求限度。为确保安全及各项规定贯彻实施，几位副处长，像李钊、毕景荣、我等人，昼夜24小时轮流值班。

在我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诸多副处长中，只有武健华和我两个人被指定参加在群众吊唁时的守灵任务，每班守灵要在毛主席的遗体旁站一两个小时。

　　每次守灵人员的名单，是要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的，我在读报时发现，除了武健华和我两个警卫工作者以外，其他为毛主席守灵的人，都是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我感到这实在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好几位副主任，各个处还有那么多处长，警卫处里也还有十来位副处长，怎么就选中我参加守灵呢？我做了种种推测：也许在警卫组里，我是长期处在警卫第一线的，大概是让我代表第一线的警卫人员。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我曾是毛主席警卫班的一员。当时毛主席警卫班的成员，要么不在北京，要么脱离了警卫工作，我则既在北京，又在警卫工作岗位上，特别是仍守卫在毛主席的身边，所以荣幸地成了他们的代表。

　　吊唁仪式到9月17日下午全部结束，毛主席的遗体要从大会堂移至某地暂放，并将在那里进行防腐处理，我参与并目睹了整个过程。在起运前，毛主席的遗体先从水晶棺取出，移到密封的氮气帐篷里。新华社长期担任为领袖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从各个角度拍照了毛主席的遗容后，遗体被抬上了专用的汽车。

　　警卫组从安全和保密的角度为行动做了周密的考虑，遗体的运送按预先的布置，组织了两个车队，张耀祠带领的一队，护送着毛主席的遗体，出人民大会堂西北门，直接开至某地。汪东兴也在这一队坐镇。

第二队由我组织带队，汪东兴布置任务时对我说：“你再调两个人，乘一辆车当前卫。”我随即召来了庞廷经和高振普。我们这一队也是出人民大会堂的西北门，然后向东经南、北池子，过了北海大桥，从北门进入中南海。

　　大概不会有人想到，这兜了一大圈，担任迷惑任务的车队的主车上，乘坐的是在毛主席逝世后排在党内第一位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华国锋在中南海换车时，把我叫进了他的轿车，我们再从西门出来，驶往暂放毛主席遗体的某地。

　　到达目的地后，华国锋下了轿车，在临下地下室时，他还问我是否跟他一起下去。我想我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地护送到这里，下去并没有我要做的工作，就说：“我不下去了。”

　　9月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从开始到结束，长达10余小时，场内外始终庄严肃穆，秩序井然。会场部署了工人民兵、北京卫戍部队、公安干警等，共动用警力23500余人，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49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山创业的时刻合上了他生命的传奇书卷。这一天的零点10分，这位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历史巨人带着一种深深的惆怅走到了生命终点，享年83岁。

　　而早在前一年，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的时候，蒋介石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9岁。但是，人们发现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遗嘱惊人的一致。《毛主席和蒋介石共同的遗愿——两岸统一》一文讲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遗嘱背后的秘密。

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1972年3月，在台湾上空的浓重阴云中，蒋介石以8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总统”，“悲壮宣誓”只要“毛共”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就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

　　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个人间，毛泽东早已以“老朋友”呼蒋介石。国共争雄，蒋介石使毛主席家破人亡，迷信的蒋介石曾数次派人去掘毛主席的祖坟，而毛泽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介石的祖墓，却维护其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毛泽东的胸襟让世界敬佩有加。

　　“动荡”中，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炸毁慈庵，所幸未移动遗骨。蒋介石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袷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中央政府很快修复并严加保护。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巧妙地把蒋介石“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点明了。

    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在打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毛泽东又迫切地去拧国共间那扇僵锁了多年的门，他的思维向“和平解放台湾”的基点回落，国家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北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北京的政策。

　　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着名人士纷纷走出，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

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主席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1973年5月中旬，香港启德机场落下了久违了八年的第一架中国民航客机。机上抬下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就是人所共知的国共和平使者章士钊。中断七年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因他的到来开始了新启动。

　　章士钊到港第一天，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朋友，以打通与台的联系。他叮嘱回京的女儿章含之，转告毛泽东、周恩来，他最多在港停三个月。但他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7月1日，章士钊的生命之火就在香港这个国共勾连的驿站熄灭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最终留在国共再携手的民族统一事业中。

　　掩卷而思，国共“合”“分”70载，演绎了多少成败荣辱、多少人生的感叹呀，这里写着像章士钊、曹聚仁、张学良这样献身两党联袂事业人士的忧与喜，也写着张治中、李宗仁等跳出党派恩怨人士的殷殷期盼。

　　李宗仁逝前给毛泽东、周恩来坦言：“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张治中逝前遗嘱：“二十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是拘谨僵持的。毛泽东给蒋介石的自尊压力太大，蒋介石至死未放弃“讨毛”的呼吁，毛主席成为蒋介石一生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他无法做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苏共和中共接触。

　　但“国”在蒋介石的心中。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介石激烈拍案：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公请示，毛主席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

　　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大陆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

　　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大陆舰只顺利通过。毛主席精明地考了“老朋友”一下。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炽烈。1975年元旦，他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之命，经秘密渠道向北京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

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主席》一文，“欢迎毛主席或者周总理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没有等到回音。蒋介石永远地走了。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早晨，久卧病榻的蒋介石坐在轮椅上，以久已不见的笑容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临别嘱咐经国：“你应好好多休息。”夜幕降临，蒋介石陷入昏迷中，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介石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9岁。

　　儿子经国倒地痛哭，据老蒋贴身侍卫回忆，当准备移灵时，天上突起隆隆雷声，继之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蒋经国将之附会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他把自己的梦想留给了儿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悲的梦。他年复一年充满激情地发表着“反攻”的文告，宣布着“反攻”的时间表，作着“反攻”的计划，如他自己所说，“无一日中断”。人们笑他不自量力，痴人说梦。

事实上，“复国”于他，与其说是可笑的“梦”，不如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他要回去，他要让美国、让岛上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国民党带台岛回家的坚定不懈的决心与信心。

　　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兑现不了自己的诺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这一生的信念、奋斗的意义留在遗嘱中：“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

　　蒋介石的遗体经防腐处理，暂安放于桃园县慈湖行馆内的黑色大理石棺椁内。这里非常像故乡溪口，蒋介石因思母而在此修行宫，名之曰慈湖。固执的蒋介石也只能在这里梦回故里，“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在蒋介石离去的几个月后，1976年1月，国共风云史上的核心人物、了解毛泽东也了解蒋介石，为蒋介石所深深赏识、为毛主席所深深倚重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逝前已经昏迷中的他，要求所见的最后一个人是调查部长罗青长，了解对台湾工作情况。

面对罗青长，周恩来未能把心中的话说完，便再度昏迷过去。邓颖超最了解丈夫的心愿，她把周恩来的骨灰盒先陈放在台湾厅一夜，后遵其遗嘱将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川江海。

7月6日，毛泽东另一位紧密相依的战友朱德元帅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整个唐山化作废墟。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唐山地震情况汇报后，流泪不止。这一年的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在49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山创业的时刻合上了他生命的传奇书卷。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是，他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这位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历史巨人带着一种深深的惆怅走到了生命终点。中国半个世纪历史中的几位主笔人以各自的方式写下了“共同”的遗嘱而去了。统一，何止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遗嘱，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瞩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